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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派遣的輔警在工作中收受他人財物如何定性
發布時間: 2019-05-15 09:07:41 來源: 中國紀檢監察報

【典型案例】

A市B區學歷入戶條件為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甲欲獲得A市B區戶籍資格后購買房屋,但其僅有初中學歷。2018年4月初,甲請乙(A市B區公安分局治安支隊巡警大隊勤務輔警)幫忙給自己通過假學歷違規入戶,并承諾事后給予一定“好處費”。隨后,乙與同事丙(A市B區公安分局治安支隊巡警大隊勤務輔警,臨時抽調至辦證中心在民警帶領下辦理戶籍業務)共謀,欲通過丙具體負責辦理學歷入戶的職務便利為甲謀取非法利益。2018年4月底,丙在明知甲的本科學歷證系偽造的情況下,給甲違規辦理了A市B區戶籍。事后,乙、丙收受甲“好處費”共計27萬元,其中丙分得15.5萬元,乙分得11.5萬元。

【分歧意見】

本案中乙、丙屬于第三方人力資源公司派遣至A市B區公安分局工作的人員,二人并未與A市B區公安分局直接簽訂勞動合同,且丙在本案中并未以自己名義,而是以民警名義辦理業務。丙從事的是公務還是勞務,乙、丙是否屬于監察對象,乙、丙是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乙、丙收受甲財物的行為到底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還是受賄罪均存在爭議。

第一種意見認為乙、丙的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理由是丙在違規辦理學歷入戶的過程中,是以民警的名義,所有工作均須在民警帶領下開展,并無實質審核權和決定權,其從事的是勞務,并非公務,且乙、丙沒有與A市B區公安分局直接簽訂勞動合同,而是通過第三方機構勞務派遣,乙、丙不符合國家工作人員身份,乙、丙收受甲財物的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乙、丙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乙、丙雖是第三方機構派遣的工作人員,但二人已與A市B區公安分局建立事實上的勞動關系,丙按照規定以民警名義辦理業務并非代表其個人或某個民警,而是代表A市B區公安分局,丙屬于“其他依法履行公職的人員”“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屬于監察對象,亦屬于國家工作人員,丙在本案中具有職務便利,丙伙同乙收受甲財物、違規操作的行為構成受賄罪。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一、丙的行為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涉嫌受賄罪

首先,丙符合受賄罪的主體要件。乙、丙雖未與A市B區公安分局直接簽訂勞動合同,形式上是通過第三方人力資源機構派遣至A市B區公安分局擔任輔警,但二人日常工作的開展并非代表其個人或某個民警,而是代表A市B區公安分局,其須接受A市B區公安分局的管理,二人已與A市B區公安分局建立事實上的勞動關系,與直接簽訂合同的輔警相比,身份并無太大差別。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之規定,受賄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丙按照規定以民警名義辦理入戶業務,是基于A市B區公安分局具體工作安排,且該工作形式符合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規范公安機關警務輔助人員管理工作的意見》以及《A市B區警務輔助人員管理辦法》中關于輔警可以在民警的指揮和監督下從事證件辦理等輔助管理型崗位的規定,可以認定丙符合刑法第九十三條“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規定。在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合同制民警能否成為玩忽職守罪主體問題的批復》中也明確指出“合同制民警在依法執行公務期間,屬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應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論”,故筆者認為丙的身份符合受賄犯罪的主體要求。

其次,丙的行為符合受賄罪的客觀要件。本案相關證據材料均證實丙在辦理學歷入戶的過程中具有審核材料真偽的職責,該職責屬于依法履行公務,丙在審核甲的材料時故意未經審核直接上傳系統并打印A市B區戶籍信息,其在此過程中利用職務便利為甲謀取了不正當利益,并收取了財物,其行為已涉嫌受賄。

最后,丙主觀上具有利用自己手中的公權力謀取利益的故意,且客觀上侵害了公職人員的職務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符合受賄罪構成要件中的主觀要件和客體要件,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之規定,應以涉嫌受賄罪處理。

二、乙與丙屬于共同犯罪,乙的行為亦涉嫌受賄罪

在本案中乙事前與丙共謀,事中參與收取甲的財物、完善并遞交相關落戶資料,事后參與分贓,事項辦理上雖具體利用了丙的職務便利,但根據共同犯罪理論,乙與丙已構成共同故意犯罪,丙構成受賄罪,乙基于共犯處理原則,亦應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三、甲的行為涉嫌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行賄罪

甲明知自己不符合A市B區學歷入戶條件,但其為獲得戶籍資格,不僅找人偽造大學本科學歷,還給予A市B區公安分局輔警乙、丙共計27萬元“好處費”,違規辦理入戶,其主觀上具有獲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客觀上通過行賄獲得了不正當利益,其行為已涉嫌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行賄罪。

綜上,筆者認為乙、丙合謀利用丙的職務便利,違規為甲辦理學歷入戶,并收取甲27萬元的行為涉嫌受賄罪;甲不符合A市B區學歷入戶條件,為獲得不正當利益,偽造學歷證,并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乙、丙27萬元的行為涉嫌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行賄罪。

2019年3月,甲因犯行賄罪、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數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5萬元;乙、丙因犯受賄罪,均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董成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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